容庚致刘体智书信入藏广东省立(li)中山图书馆,先生,后人,青铜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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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容氏(shi)、刘氏(shi)后人合影（前排居(ju)中为刘体智文孙刘耋龄，左一、左二分(fen)别为容庚之女容珊、容璞，右一为容庚长孙容国濂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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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容庚致刘体智函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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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刘体智致容庚函 1931年11月13日（容庚先生后人捐赠） |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朱(zhu)绍杰 梁善(shan)茵 黄(huang)宙辉 通讯员 朱(zhu)隽嘉 寇晓丹 苗苗
图/羊城晚报记者 贺全胜 梁善(shan)茵
自(zi)20世纪30年月初起，一代(dai)学术大家容庚与保藏家、银行家刘体智因对(dui)青铜器及铭文的共同(tong)兴趣而结缘，不停(ting)书信往来，友情持续(xu)近三十(shi)载，堪为学林佳话。
如今，三代(dai)结缘的两(liang)家后人终于正在暖冬的广州重聚，互念来鸿去雁中传之久远的情意。
11月22日，“刘耋龄先生藏容庚致刘体智书信捐赠仪式”暨“卅载金石契——刘体智容庚往来书信展(zhan)”开幕式正在广东省立(li)中山图书馆进行。
九(jiu)十(shi)岁高龄的捐赠人、刘体智文孙刘耋龄从(cong)上海来到广州，正在广东各(ge)大公共保藏机构(gou)、图书馆代(dai)表见证(zheng)下，亲手将相关藏品交托给广东省立(li)中山图书馆。
金石契韵
据悉，这批信件(jian)的写作历时二十(shi)余年，险些见证(zheng)了刘、容二人交往的全过程，为研究(jiu)近代(dai)学人的治学、保藏、交游提供了极其生动的一手材料。
信件(jian)内容上关国家民族之命运，下至日常生活之牵念，或以著作、拓片相互酬赠，或交流铜器字画保藏信息，更有大量关于藏品真伪、编书校图的学术探究(jiu)。
“本次捐赠的书信是(shi)目前所知容庚先生致友朋信札中数(shu)量最多(duo)、质量最高的一批。”广东省立(li)中山图书馆馆长王惠(hui)君介绍，1998年，容老后人将容先生留下的著作手稿、名家信信、金石拓本等共460种2000多(duo)册（件(jian)）捐藏该馆。
借此机遇，该馆将这些信件(jian)与容氏(shi)家族捐藏文献中的13通“刘体智函牍”合璧，辅以相关的图片、实物与论著材料，以期通过先贤的手迹遗泽考知故实，窥见一代(dai)学人的风骨余韵。
刘氏(shi)保藏宏富(fu)，容氏(shi)学养深厚，二人志同(tong)志合、同(tong)病(bing)相怜。其交往由(you)编纂善(shan)斋(zhai)藏品图录、藏品研究(jiu)、材料互换而渐及其他方面(mian)，并(bing)成为知交。两(liang)位先生相互尊重，求同(tong)存(cun)异(yi)，是(shi)保藏家与学者交往的典范。
“观(guan)刘惠(hui)之所藏拓本，多(duo)佳构(gou)，惜真伪杂糅耳。彼欲燕大为之印行，我(wo)以须(xu)改选精印答之。”1931年3月30日，容庚正在其日志中，“锐评”了时任中国实业(ye)银行上海分(fen)行行长刘体智的青铜器保藏。
恰逢容庚欲增订《金文编》，因为见到个中众多(duo)未著录的青铜器，心情激动，婉言“睹此异(yi)文，振荡眙腭，欲效米襄阳之据船舷也。”随后经(jing)友人推介，刘、容二人贻(yi)书定交，赏析疑义，邮筒渐密。
“两(liang)人都是(shi)学者型的保藏家，有着共同(tong)的保藏理念。”展(zhan)览策展(zhan)人林锐告诉(su)记者，两(liang)人正在保藏方面(mian)有着共同(tong)的兴趣。但相对(dui)而言，两(liang)人的保藏家与学者的身份实际上是(shi)各(ge)有侧重的：就保藏而言，刘的保藏规模和质量远胜于容，而就学术成就和影响而言，则(ze)是(shi)容远高于刘。
因此，正在某种程度上讲，刘、容二人之间就是(shi)一种保藏家与学者间的关系。两(liang)人的这种各(ge)有长短(duan)的特(te)点，正好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。
容庚“喜收(shou)村夫之作”，不停(ting)致力(li)于明(ming)清以降(jiang)岭南地区书画家，也包括寓居(ju)岭南的书画家作品及相关文献史料的搜罗事(shi)情。1948年，刘体智赠送容先生多(duo)件(jian)书画，个中颇多(duo)岭南名家之作，包括明(ming)代(dai)宫廷画家、广东南海人林良的《秋树聚禽图轴》。
获得林良《秋树聚禽图轴》后，容庚搜集其相关史料，对(dui)林良生平宁艺术作了深入研究(jiu)，著《林良评传》，成为林良艺术研究(jiu)的现代(dai)奠基者。林良也由(you)此进入全国文明(ming)史视野。
开幕现场，两(liang)家后人相聚，场面(mian)动人。“从(cong)这些信件(jian)中，可(ke)见祖(zu)父对(dui)刘老先生的热(re)忱与情意。”容庚长孙容国濂告诉(su)记者，晚年的容、刘二位先生彼此系念，相互照应。刘先生一度想迁居(ju)岭南，容先生“为吾粤文明(ming)计，固日盼公之来”，并(bing)忙着张罗住(zhu)处。刘先生年老患病(bing)，容先生十(shi)分(fen)体贴，曾替(ti)他求医问药，还帮他联系买(mai)家收(shou)购藏品，以缓解(jie)刘家经(jing)济上的压力(li)。
家国情怀
虽对(dui)《秋树聚禽图轴》倍加珍爱，但容老后来仍旧将它无私地捐献给了公众。“目睹文物流失外洋，以他们为代(dai)表的保藏家身上有着浓(nong)厚的家国情怀，最终化私为公，是(shi)他们傍边不少人的最终选择。”林锐说。刘、容两(liang)人相近的保藏理念中更蕴含厚重的家国情怀。
两(liang)位先生生于文物大量流失散(san)逸的年月，却(que)都以一己之力(li)收(shou)购大量国宝(bao)，使(shi)其免于战火兵燹或流入番邦，留存(cun)中原文脉(mai)。
正在捐赠仪式上，刘耋龄兴趣勃勃地分(fen)享了一段刘、容交往往事(shi)。全面(mian)抗战爆发前夕(xi)，正在容庚的牵线和促成下，刘体智将过百件(jian)青铜器批量让渡给中央博物院、中央研究(jiu)院历史语言研究(jiu)所等公藏机构(gou)。这批重器随战火颠(dian)沛流浪，最终入藏台北(bei)故宫博物院，成为镇馆之宝(bao)，著名的西(xi)周鸣士卿尊就是(shi)个中之一。
刘耋龄说，他目前还留存(cun)着傅斯年、李济写给他祖(zu)父的信件(jian)，个中细(xi)致记载了入藏过程和细(xi)节。
20世纪50年月，正在公立(li)保藏机构(gou)系统建立(li)之时，容庚将百余件(jian)青铜器、一万余册藏书、一千多(duo)件(jian)书画捐给广州市博物馆、中山大学图书馆、广州美术馆等单位。刘体智将两(liang)万八千余片甲骨捐给其时的国家文明(ming)部文物局，后转归北(bei)京图书馆；古籍捐给上海市文管会，后转入上海图书馆。
这些捐藏中，不乏两(liang)人同(tong)步的“身影”。如1955年，刘氏(shi)所藏“传李公麟《九(jiu)歌图》”也正在容庚牵线下售归中山大学，今藏中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。
“客观(guan)而言，刘、容二人的交往，起初不免略带些许的功利色采。”林锐正在专论《信札中的刘体智与容庚》中认为，两(liang)人关系的进展(zhan)，为后人树立(li)了朋友交往之道的一种典范。“两(liang)人情谊典范的建立(li)，不但仅表目前彼此帮助，互有馈赠，正在两(liang)人看待(dai)藏品真伪问题的态(tai)度上表现得更为明(ming)显：容氏(shi)的坦诚与刘氏(shi)的大度。”
暮年时候，容先生正在给刘氏(shi)的信中深情写道：“回想吾辈二十(shi)余年旧交，所存(cun)无几，弟亦年过六(liu)十(shi)，头发斑白矣，犹幸顽健，能乘自(zi)行车奔走于广州与康乐之闲，想公闻之，当亦一笑也。”
刘体智
（1879-1962），字晦之，又作惠(hui)之，号善(shan)斋(zhai)白叟(sou)，安徽庐江人。近代(dai)极有影响力(li)的保藏家、实业(ye)家，生平雅好保藏，所藏甲骨、青铜器、古钱币、善(shan)本古籍等，既富(fu)且精。
刘氏(shi)家族有保藏传统，体智先生父为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璋，藏书四五万卷。体智先生承其藏书，继其遗志，增藏书至二三十(shi)万卷，郑(zheng)振铎为写定《远碧楼善(shan)本书目》五卷。
又喜金石之学，有小校经(jing)阁，藏蜀石经(jing)孤本。又以保藏甲骨、铜器名于世，有《善(shan)斋(zhai)吉金录》《小校经(jing)阁金文拓本》等。容庚先生为其青铜器藏品编《善(shan)斋(zhai)彝器图录》。所藏甲骨二万八千余片，郭沫若为之拣选并(bing)加以考释，成《殷契粹编》。
容 庚
（1894-1983），字希白，号颂斋(zhai)，广东东莞人。近现代(dai)著名古文字学家、考古学家和书法篆(zhuan)刻家。容先生外祖(zu)父邓蓉镜为晚清翰林、广雅书院山长，四舅邓尔雅是(shi)著名篆(zhuan)刻家、南社(she)墨客。
容先生从(cong)小受四舅影响，对(dui)古文字产生浓(nong)厚兴趣。后毕业(ye)于北(bei)京大学研究(jiu)所国学门，历任燕京大学教授、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(zhu)任、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等。
容先生尤精于古文字和青铜器的研究(jiu)，所著《金文编》《商周彝器通考》为金文及商周青铜器研究(jiu)的经(jing)典之作，影响深远。1998年，容氏(shi)后人秉其遗愿，又将其遗下的一批著作手稿、名家信信、金石拓本等四百余种捐献给广东省立(li)中山图书馆。
